浙江传媒学院

9月16日，文学院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稀方教授开展了“香港文学与现当代文学”讲座。

赵稀方教授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英国科学院Fellow，美国国务院Fulbright Scholar。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议组专家、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评委、中组部“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评委。著有《小说香港》《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后殖民理论》《中国翻译文学史》《翻译现代性》《翻译与现代中国》《报刊香港》等。

20世纪50年代以来，香港文学拥有了独特的发展空间，不同流派并驾齐驱，旗鼓相当。在纷杂的耦合分流之下，香港文学实际上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继承者。

赵稀方教授借用如下三点原因来证明此结论。

左右抗衡，留存宽松文化环境

随着部分左翼人士离港北上，左翼文学在香港逐渐退潮。右翼文学便由此发展。前期，美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扶持右翼文人，以纸钞额面颜色命名的绿背文学大行其道，企图涣散我国民心，其代表性阵线刊物《人人文学》影响力巨大。五十年代中期，正式的右翼文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力图摆脱政府色彩，表达自我立场。

与此同时，左翼文学一改以往“批判”香港的政治态度，加强对本土实际的研究，创办《文艺世纪》等刊物。到《海光文艺》，更加统一战线，团结了现代主义文人、通俗文人。

于是乎在五十年代后期，形成左右翼在香港分庭抗礼的局面。

香港文学左翼右翼互相对峙，对社会现象看法对立，营造了多元的价值观导向，不以强调反映历史的本质为目的，把文学对历史的叙述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中国现代文学在香港赓续留存。

放眼世界，吸纳国外现实主义

随着香港文坛政治对抗开始减弱，纯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开始出现。香港文学源源不断吸收外国现代主义新知，衔接了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主义。通过对外国文学发展研究的吸纳，形成有本土风格的现实主义风格。纯文学和现代主义思潮最有代表性的刊物是1956年面世的由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作为领头刊，后续激发了《新思潮》《好望角》等刊物的创办。就这样，现代主义潮流时断时续，不绝如缕，持续了十年。在这一思潮中，出现了大量的译介、创作及批评，展现了诸多新的历史面向。

译介方面，香港文坛在五十年代中期重新对于法国、美国和英国三个现代诗系统进行最新的翻译介绍，弥补了随着左翼文学和抗战的兴起，欧美现代诗引入的式微。重新接续了中国现代诗的传统，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创作方面，刘以鬯继承马朗的作家论述理论，写就的《酒徒》被评论界誉为“中国首部意识流长篇小说”。小说作者把自我感受加以艺术化，遵照内在真实的原则，从而雕镂了一个矛盾痛苦的灵魂。

批评方面，赵稀方教授提到内地学界较为陌生的李英豪的文学批评，他以在当时风行西方世界的新批评为手段，开拓不同于内地的批评视野。

提振传统，培塑别样通俗文学

除吸收国外成果的部分，香港本土通俗文学也焕发出新光彩。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新文学因开化民智的需要，一手反对旧文学，一手反对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

然而在香港，通俗文学拥有了更加富饶的创作环境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以金庸古龙等写作的新派武侠小说和亦舒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即使通俗文学在商业性上有与纯文学之间的差别，但赵稀方教授认为，不应该以此排除通俗文学对现当代文学做出的贡献。

这两种类型的小说，继承了大陆新文学之前的小说创作的基本属性，更悉心培育重塑出独属于地域时代的小说新样貌，为现当代文学提供了另一种写作范式。

香港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休戚相关，五十年代以来，留存了文学作为文学本身的存在意义，但由于历史因素与主观条件，大陆对香港文学的研究少之又少。赵稀方教授通过他自身的钻研经历，为我们讲解了香港文学的重要意义，吸引青年学者聚焦于香港等地，为中国文学历史填补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