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9月16日晚，文学院举办“流行文艺的生产传播方式与主流价值观关系探讨”主题讲座，暨南大学中文系二级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蒋述卓教授围绕着“流行文艺”和“主流价值观”这两个核心，并结合传媒发展现状与具体的文化作品，深刻地剖析了“流行文艺生产与传播的特点”以及“流行文艺和主流价值观的关系”。活动由文学院副院长俞春放主持。

讲座之始，蒋教授对“何谓流行文艺”做了详细的诠释。他指出，流行文艺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是指受大众普遍喜欢和热烈追随并具有广泛影响能流行起来的一种文艺样式和文艺现象。因此，流行文艺应该是大众的、流行的、时尚的。蒋教授又从“商业片和艺术片”、“泛文学化”的角度做了更深入的剖析。他指出，纯艺术片是不属于流行文艺的，但如果一部文艺片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度，那么它也就归属于流行文艺了。换言之，艺术片与商业片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此外，一些出色的广告语、流行歌以及新媒体上的体验文学、旅行攻略也都是流行文艺的一部分。“诗与远方”的清雅肆意很难不令大众心向神往。

进一步介绍“流行文艺”，蒋教授指出了流行文艺的5个特性，即大众性、商业性、娱乐性、时尚性和高技术性。在这些特性中，蒋教授认为，娱乐性应为核心，娱乐与时尚是吸睛的最佳方式。有道是“寓教于乐”，乐趣性更强的文艺形式和文艺作品才能吸引更多的粉丝。基于此，蒋教授又表示，在现当代的导演中，张艺谋导演是一名追求唯美主义的艺术导演。他的作品画面唯美、广受欢迎，兼具美学价值与商业价值。蒋教授强调，一名优秀的导演要坚持自己的美学追求。同时，蒋教授指出，文艺的传播和科技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举例说明，电影业的诞生与发展就是科技的成果。《阿凡达》、《流浪地球》等优秀的电影也绝对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

蒋教授介绍，流行文艺的生产力会受到物质生产力的制约，也常常借助物质生产力开拓文艺生产的领域。比如，“光学”的发现和发展推动了“印象派”的诞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作家们的思想，影响了文学作品的风格走向。流行文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应该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话题。

谈及流行文艺的生产，蒋教授指出，文艺作品借助娱乐修辞、欲望表达、情感叙事的方式，实质上进行了主观意识形态的表达。创作者用符号化的形象去表达理念，激起观众内心的渴望、唤起观众心底的情感，从而影响接受者的记忆与思想。例如，《觉醒年代》中毛泽东在“疾风苦雨”中的出场，李大钊与陈独秀在皑皑白雪的苍茫大地、面对饥民而立下建党誓言的壮阔场面，这些场景都是创作者想要传达给观众的情感。

此外，蒋教授也指出了当下流行文艺的“类型化”趋势。这种趋势会造成雷同与跟风。网络文学的质量良莠不齐就是“类型化”的体现。蒋教授还指出，高科技在支持文艺生产的同时，也对文艺创作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文艺届对此话题也在不断的讨论中。总之，流行文艺生产的发展带来的这些问题也是一份留给时代的问卷，而时间必然会交上答卷。

至于流行文艺的传播，蒋老师点明，吸引粉丝、制造话题、心理补偿和精神寄托是主要传播机制。大众文化不可能达到最高阶，但也不能是最低阶。流行文艺借助大众的心理和情感，获取观众的喜爱。真人秀《我在岛屿读书》将余华、苏童等作家的真实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揭开大众心中作家们的“神秘面纱”。《狂飙》的爆火让大家将关注度聚焦在演员张颂文身上，有关张颂文的信息都成为了热点话题。这些现实事例具体地诠释了流行文艺的传播机制。

谈及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的关系时，蒋老师明确地表明，在他看来，流行文艺和主流价值观是可以相互“拥抱”的，它们之间没有天然的鸿沟。近些年，不少人会将二者置于“对立面”，但事实上这两者并不茅盾，蒋教授如是说。在文艺发展实践中，流行文艺还为主流价值观提供了积极的因素，与主流价值观形成了互动。

蒋教授指出，主流文艺要主动接纳流行文艺，具备共生共荣的观念，同时放下身段、接好“地气”，从而实现雅俗共赏、俗雅合流。总之，流行的东西未必都是好的，但流行的中间必定有好的。国家主流价值观与老百姓的价值观应该是一致的。

蒋教授明确地表示，流行文艺也可以成为经典。唐诗宋词、《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在当时的年代都是流行文艺，但时间使它们成为了经典。崔健的《一无所有》表达了年轻人的价值追求，也应当被称之为经典。“是否是经典”应该被放在时间坐标上去判定。流行文艺中的精品经过时间的洗礼，其表达的理念得到了大众的认可，自然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骄傲，成为永存的经典。

蒋教授指出，流行文艺很多是从小众文化发展而来的，而成为时代精神要看其是不是时代的最高峰、是不是时代的核心。所以，流行文艺还需经过精神浓缩、精神提炼。至于“大众文化（流行文艺）是否能成为时代精神”的探究，不能用“是”或“不是”的结论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