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在20世纪80，90年代盛行的先锋文学中，苏童的风格独树一帜。也许是从小生长在苏州的缘故，他的文章中大多以潮湿闷热的南方为背景，以旧城少年﹑小镇女人﹑异乡归人为主角，描写他们的生活状态，内心世界以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宿命下的坎坷命运。或稀松平淡，或离奇诡谲，或阴郁沉重，他细腻华瑰的笔触以及冷静理智的语言风格使得其文章极具个性化与反叛色彩。

《妇女生活》这篇小说篇幅不算长，但是情节较为复杂。三个时代，三个女人，四对母女，不同的结局，相似的命运。阴郁沉闷的叙事风格读起来令人几欲窒息，而读完后又久久怅惘感慨唏嘘不已。小说背景在上海这个充满了小资情调的繁华而糜烂的城市，而故事的第一个主角则是极符合这座城市气质的30年代的电影明星。从娴开始，另外的两个人：她的女儿芝，芝的女儿萧构成另外两个独立但又有所相连的故事。小说中，女性是主体，但它反映的则是男权主义统治下女人依附于男人失去其人格独立性及历史遗留的疾病下人们无法逃脱的悲剧宿命。在这个欲望奔涌的小世界里，女人有着极大的对性，地位，名利的渴望，但这种渴望与女权意识无关，甚至可以说她们的这些欲望之根源来自于男人，来自于对男人的依附感。虽然描写男人的篇幅不多，而且性格较为符号化，但是男人毫无疑问在这些女性的生命中占有不可代替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娴被孟老板抛弃，芝因丈夫邹杰而精神失常，萧与小杜离婚这三个女人的结局来看，男人对她们造成的伤害无遗对其心理状态及行为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至于这种伤害影响到下一代，使她们的孩子走上相同的命运，承受相同的伤痛。

宿命论无疑是苏童的小说中重要的命题。《妇女生活》体现的尤为明显。在这里，人物的命运似乎是安排好的，即使他们苦苦挣扎拼命想要逃脱却依旧无法摆脱这种不幸的命运。而造成这种命运的根源在于历史环境的重负。社会形态不同，但每个时代都有无法削除的顽疾。这些顽疾印刻在人身上，由此演变成性格的畸形与心理的病态。他笔下的人物并不是忍辱负重的，娴，芝，萧她们都反抗过，但是个体的，尤其是身为女性的反抗是苍白无力的，对于撼动整个社会机制与思想观念几乎没有作用。于是这种微小的震动带来更大的重量反弹到人物身上，他们的命运也就更加可悲。

苏童的小说世界是冰冷的，人物之间缺少爱与温情。似乎母亲与女儿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繁殖与养育的生理关系，丈夫与妻子是交配与泄欲的对象。性的描写是平静而粗糙的，“娴看到一只苍蝇盯在老王苍白的臀部”，没有美感与快感，只有无趣的阴暗的事实。而女儿之于母亲，不是爱情的结晶，而是一种罪孽的产出。在这样的伦理剖析之下，苏童将中国传统社会大家庭中的亲缘结构解读的原始而复杂，独立而坚实。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解读带着强烈个人倾向，充满了悲观色彩，也并不够根本和客观的展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总体面貌。更为遗憾的一点是，苏童仅仅是将这些人与事平静的表现出来，而没有深入挖掘这种悲剧形成的更为深刻而复杂的因素，也未为人物脱离这个枷锁提出明确的方法。

苏童的其他小说中，例如《红粉》《妻妾成群》《刺青时代》等，写的是不同的故事，但是宿命感，堕落心理，人物的挣扎与逃亡等等主题却是共同存在的。《妇女生活》可以看做是他小说的一个类型标准。肮脏逼仄的南方街巷，人们面无表情，眼神冰冷，像行尸一样活在灰暗的天空下，重复着轮回不尽的命运。被压制的欲望如此新鲜而旺盛，却最终被投掷于流淌不尽的污浊的河流中冲刷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