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2011年，在温州都市报的最后一版娱乐版面上，我看到了电影《钢的琴》的海报。正如海报上那两个冷淡甚至有些僵直的中年人，它在花花绿绿的刊面上，看起来有些寒碜和不讨喜。

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维持生计组织了一支乐队，专门做婚丧和庆祝开业之类的事。他的妻子小菊，迫于生活的拮据改嫁给了假药厂的老板。他们唯一的女儿留给陈桂林抚养。然而不久之后，小菊风光归来，要求夺回女儿的抚养权。而女儿此时提出，谁能给她买一架钢琴，她就跟谁。无奈之下陈桂林和现在的女友以及以前一起工作的工人半夜去偷琴却惨被发现。在种种尝试皆失败的情况下，几个大男人，决定亲手造一架钢琴。

影片的最后，陈桂林的钢琴，在那个废旧钢厂里沿着铁索徐徐而来，一切到此结束。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一个不那么温情，也不那么励志的故事。但是，正如导演张猛所说，这是一个亲情外壳下，失落的阶级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在改革的大风大浪之下，一大批下岗工人就像生产线上被丢出的螺钉一样，密密麻麻钉满中国地图。原本一代一代继承的金饭碗瞬间不翼而飞，换来让人措手不及的拮据与窘境。很多人甚至都还没明白，为什么突然厂子就倒闭了呢，为什么我就下岗了呢，为什么突然我就变穷了呢。时代没有给他们思索的空间和余地，只是在那个瞬间，突然就掉节了。这样的一群人，在那个正值壮年的年龄，晃晃荡荡地走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中描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到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为“忍者神龟”。

影片中也有这样的细节。陈桂林载着糊涂的老父亲回家的时候，他说，爸，小菊回来了，要和我离婚，我同意了。她跟了一个卖假药的，她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不劳而获的生活。老大爷在后座上摇摇晃晃。他又说，爸，你知道怎么做假药不？风刮在他脸上，他的表情无关痛痒。

这是极为克制的细节，却也极为煽情。在那些闷不吭声的眼睛里，我们依然无法忽略它们的无助和失落。不同于今天我们一有不满就上房揭瓦的冲撞，那时的人们，慈悲而隐忍，不吵不闹，只是就那样等着，等着哪一天哪些人们或者哪个时代重新想起他们，或许又是柳岸花明。

可是这样的时候何时才会到来呢？赵涵漠在《失落的阶级》里说，有人在写更为遥远的知青史，却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头看看这些仅仅十年前的下岗工人。是不是因为他们从不言说，所以我们所有的漠视和遗忘都有了轻薄的理由？当社会不再承认牺牲的意义，那些被牺牲一并带走的生命和信仰，又有谁能够原封不动地还回来？

又或者，他们早已明白这世间的遗忘规律。依然记得陈桂林吊儿郎当地靠在墙壁上，忽悠他女儿说，贝大爷他就耳背，不照样弹钢琴吗；依然记得淑贤穿着华丽的演出服，在台上唱着《张三的歌》；依然记得，他们在包厢里抱在一起，满脸通红吼着俄罗斯红歌；依然记得，一群人在那个废旧的钢铁厂，重温工人之梦。他们也在试图遗忘，只是这出散场，没人能够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