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北有北广，南有浙广”，昔日的传媒业口号已随两所高校的更名渐行渐远。“大传媒、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掀起高校兴办传媒学专业的热潮，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老牌传媒高校——浙江传媒学院并不示弱：全国高校唯一的高清演播车和浙江省最大的演播厅教学实验设备堪称一流；完整的专业链培养出更多适应行业发展的人才；学校建设稳步发展，影响力不断提升。
　　更名以来，浙江传媒学院是否还能续写往日的辉煌？发生了哪些变化？正是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专访了浙江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彭少健。

跨越发展有文化根基
　　《中国社会科学报》：浙江传媒学院是我国广播电视和其他传媒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近几年来，学校在办学规模、层次、质量等都有了全面提升。您认为，学校跨越式发展的根在哪里？
　　彭少健：2000年国家办学体制调整，浙江传媒学院由部属院校划归浙江省管理为主，实行省部共建。浙江省委省政府很重视学校发展，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下，学校很快由专科层次、学科专业比较单一狭窄的学校，发展为一所规模超过万人，专业由过去只狭隘地为广播电视服务，发展到整个传媒领域甚至拓展到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服务的多学科本科院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我认为，学校能跨越式发展，一是得益于我国整个外部环境，外部环境为高等教育大发展、为我国传媒事业大发展提供了时机，我们赶上了这样一个大好时机。二是高校本身有一种发展的内生动力。每所高校都有一种内生动力，这就是追求卓越。有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内生动力自然激发出来。
　　浙江传媒的发展也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学校办学30多年来，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这个精神的核心一是与时俱进。20世纪80年代，这个精神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催生出来。当新媒体刚萌芽时，我们开设了新媒体专业；当动画专业在我国刚起步时，我们开设了动画专业。二是学校聚精会神、凝聚人心、团结一致、专心致志地致力于学校内部发展，这是一种内在精神，不做太多张扬、宣传，也不受外部太多干扰，上下齐心搞建设、谋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多人认为，江苏高校的整体实力要比浙江强，对此您怎么看？
　　彭少健：江苏和浙江都重视教育，由于历史原因，江苏高等教育特别发达，因为解放前它有比较好的基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又设在南京。浙江原来的基础教育走在全国前列，但是高等教育与江苏相比有一定差距。其中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解放后对此在一段时间内重视不够的原因，浙江靠近上海，认为上海很多人才可以到浙江来，自身又比较富，所以办学热情和积极性确实有一段时间不太高。近十年浙江迎头赶上，办学规模和学校数量、学生数量都与江苏不相上下，毛入学率也上去了，当然，学校的整体实力和江苏相比还有一段差距。

完整的专业链培养行业能手
　　《中国社会科学报》：和其他传媒类高校相比较，浙江传媒在专业设置上的优势是什么？
　　彭少健：我觉得我们专业设置的一个很大优势是专业整合、有一个围绕传媒，为传媒行业、传媒产业服务的完整的专业链和专业生态群。以广播电视为例，播音、新闻、编导、摄像、录音、后期制作，整个专业设置比较完整。另外，我们有广播电视，有纸质媒体，有网络媒体，这又是一条完整的链。这样的专业结构使得专业间相互依存、相互依托、互为补充。这样，我们培养的学生在这个行业的能力很强、综合素质很高。
　　学校与行业之间有一种天然联系，这也是后起办传媒专业的院校难以比拟之处。虽然他们也会注重加强跟行业的联系，但我们几十年来与电台、电视台等行业盘根交错的人缘和亲缘联系，使得学校做产学合作更方便、直接。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期，相应的，学校有着怎样的规划蓝图？
　　彭少健：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传媒业作为文化的基础产业和主要传播行业，既担当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又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也在思考“十二五”期间学校的下一步发展，怎样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发展。首先，我们提出新的学科专业发展思路，即“两翼齐飞”。“一翼”是传媒，“一翼”是文化。既要坚守、做强传媒，也要发展其他的文化创意类专业。其次是提高办学层次。学校计划在今后5年内把优势学科做强，提升办学层次，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完成整个硕士点的布局，使学校办学层次有质的提高。最后是进一步提高服务社会能力。

传媒人今日责任：推动社会和谐迈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媒体人的责任？您认为，在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下，传媒院校应坚守的精神是什么？
　　彭少健：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法制在建设，但不够健全；市场在发育，但发育不完善；民主政治、民主制度在逐步建设完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这个特殊时期，媒体人要担当独特的社会责任，要促进社会进步，同时也要促进社会和谐。从大的方面来说，要推动社会平稳、和谐地迈进。这是传媒人最大、最根本的社会责任。具体来说，就是要有社会担当，要能讲真话，要能为社会的公平正义鼓舞与呼吁，等等。
　　浙江传媒的校训是敬业、博学、求真、创新，我们坚守的精神也在于此。一要敬业，传媒人要有职业操守、职业精神，这种职业精神就是兢兢业业、勇于担当；二要博学，在这样一个知识大爆炸、社会大发展的时代，学生要担当起现代传媒人的职责，必须要博学，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三要求真，求真是传媒人追求真理、追求真相，传播真理、传播真相的基本素养；四是创新，创新是每个现代人要具备的素养。用这八个字来要求浙江传媒人，很朴实，但包含了我们的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有哪些具体措施？
　　彭少健：人才培养的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我们提出了“六大工程”。一是专业结构优化工程。对现有专业逐步进行梳理、认证，讨论一些老的专业怎样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新兴专业如何充实、加强它的实力。二是教学创新工程。从过去单一的“你教我学”课堂教学为中心模式拓展到产学结合、联手行业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三是课程教学改革工程。改革课程教学方法、内容、手段，提高课堂效率。四是大学生成长成才工程。为学生成长尤其是学生创业、就业铺平一些道路，包括成立文化创意产业园与孵化中心等。五是教师发展工程。现在教师队伍整体数量、结构不错，但在两头存在问题——缺少领军人物，年轻教师的教学能力急需提高。六是教学条件保障工程。

没有学术话语权就没有尊严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学术、中国学者怎样才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彭少健：学术话语权是一种无形的软实力，是非常珍贵的社会资源。没有学术话语权的学术，注定是平庸而没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术。郑杭生教授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全球化的“话语—权力”结构中，拥有话语权的程度和民族文化身份模糊的程度成反比，拥有的话语权越多，民族文化身份的贬损越少。从这一层面来讲，没有学术话语权就没有尊严。近代以来，中国学术一直处于世界学术格局的边陲。虽然经过60多年的努力，中国学术已经呈现出繁花锦簇的良好局面，但与西方强势学术话语权相比，还是显得被动。就我们国家来说，要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需要有相互对话的平台、相当的学术实力和无碍的交流方式，让国际学者了解中国学界，让中国学界走向国际舞台。
　　就学者个人来讲，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学者首先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理想，要有自己的见解与思想。学者如果只是解读政策、证明政治或作为政治的附庸，或成为西方理论的代言人，就不会有自己的地位。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就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坚持对自己文化的研修，从自己的文化里找出能够让他人接受的话语体系。（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