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像犬科动物一样敏锐，双目闪烁，牢牢盯住对手的弱点，随时准备发起致命一击，他们是精英辩手，也是桀骜狼群。」

「作为全国地区赛胜出者，二十八支队伍因捭阖辩论赛齐聚一堂，在这个消解与重构并行的时代，他们不甘被娱乐绑架，让思辨沉默。驾驭卓越言语，演绎多元价值，他们要以理性与逻辑冲破思维囚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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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持久战愈发残酷了。如果语言能化为具象的炮弹，在捭阖辩论的举办地——浙传桐乡校区，早已沦陷在枪林弹雨之中，满目疮痍。

虎口

从成都飞往杭州，抵达时已经是凌晨了，川渝战队正在马不停蹄地赶往桐乡。

作为中国四川赛区的胜出队伍，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辩论队将在接下的几天将面临一场苦战，“我怕我们三连败”，邓思源笑着搓了搓手，对于与香港大学、西安交大，以及湖南大学的对决，态度显得有几分暧昧。

邓思源是一个很容易给人亲近感的队员，讲话时有着川渝口音，脸上总带着坏笑，内心藏着与天俱来的幽默感。但在辩论场上，这些特质赋予了他独特的辩风，这种抑扬顿挫的奇怪语调，很容易让对手感受到挑衅和嘲讽，尽管有时他并没有这样的目的。

“辩手有两类，有一类人，你和他打完辩论后，会觉得这个人彬彬有礼，交流起来很舒服，会愿意与他再做对手。”在辩论场上，邓思源觉得自己属于另一类，更适合做辩友，与自己交锋的人将很难体会到辩论的愉悦感。

两类辩手并没有被他区分高低，比赛还是要交给实力说话。邓思源的压力源自于对其他队伍实力的认同，能角逐全国赛的参赛队伍无不是地区最强，优秀的辩手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都是天赋与努力共存。

但怯场这种词和自信的辩手很难产生联系，“有辩论圈的明星选手来战，我们也会打，有明星崇拜的人打辩论，是没办法一直打下去的”。这样的想法和队友李晨然一样，不过在后者看来，在这个层次的辩手差距，仅仅在于努力与否。

首场比赛，成都信息工程队以2:1的比分战胜香港大学队，李晨然拿下最佳辩手。她没有邓思源出场自带的喜剧效果，打扮偏向男性化，神态温和，缺乏攻击性，这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但平和的外表下埋藏的是抽丝剥茧般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海量的实战经验，“一流强队有，但没有赢不了的一流强队，都可以较量一下”，她是刻板印象的反击者。

赛事进行到第二天时，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辩论队获得三连胜，而对于胜负，李晨然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执念，作为本科生的带队教练，她看重的更多是交手机会。

“会有传统名校，但他不一定真的强，在不同赛制下，几乎全国的名校我都赢过。”在她的观念里，只有顶尖的辩手需要比拼天赋，本科阶段要成为优秀的辩手，战场里的磨练才至关重要，以至于左右辩手的最终实力。

领队陈蕾（左）与李晨然（右）

结茧

最强辩手没有固定模版，每个人都可能代表一种风格，传递一种理念。在国辩时代的明星选手里，黄执中的理念是“事实不可辩，唯价值可辩”，渗透禅宗与柔道精神；马薇薇风格辛辣，强于逻辑拆解，胜于短兵相接；胡渐彪擅长归谬，借力打力，让对方的逻辑不攻自破。每个人都成为了一种体系，独一无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观看知名辩手的比赛，学习其方法和理念，这些属于辩手训练的一部分。李晨然承认自己对黄执中有过系统的学习，但她也明白，这种模仿更多来自于形，涉及根基的是阅历和知识储备，这种几何倍数的差距对于高校辩手来说，是难以跨越的鸿沟。而坚实的基础来源于日复一日，枯燥无味的积累与训练。

在九十年代，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由央视与新加坡电视集团合办，很快成为全国瞩目的赛事，在这个舞台上，全民偶像第一次以辩手的身份受到追捧，在其背后，是以推广汉语言文化为目的的国家战略支持，而恰如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扶持方式，培养辩手和培养体育明星的模式如出一辙，举国之力倾注其身，那一批辩手在魔鬼训练中汲取的营养，在日后转换成了卓越的辩论能力，直至今日依然影响着辩论圈。他们彼时，在如今被称为辩论的“黄金时代”。

李晨然经历过一次类似的填鸭式魔鬼训练，那次关乎校级辩论队的存亡，为了得到学校认可，他们必须竭尽所能，以荣誉证明自己，赛前半个月的封闭式训练令她至今难忘。

“半个月下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吐，第二个反应是想打人，寻找一种发泄方式。”在学校的法学院办公室，辩论队员的吃住全在这样逼仄的空间里完成，每天的任务就是写立论、查论文、打模辩、学攻防，周而复始，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蜕变。

这种方式并不会实现辩论水平井喷式的爆发，而更像温水般滋润着辩手。作为亲历者，李晨然并不否认这种训练模式的意义，“这种方式带来的好处是夯实你的基础，在后期提升的速度更快，它不改变人的上限，是在改变下限。”但同样，她也不认为这样畸形的培育方式应该继续保留。

在新世纪初，伴随着经济超速的还有信息的膨胀，娱乐化作为最显著的特征袭卷了传统辩论圈，令其迅速凋敝。

有人缅怀黄金时代的真诚严谨，他们不屑于炫丽的辩论技巧，常常呼吁回归辩论的本质；也有人将其视为一场造星运动，短暂的全民狂热后必然回归正常，再以多元化的姿态将辩论散播开来。

“常说的‘黄金时代’是在辩论圈没有发育成熟时，被快熟催生的结果，它的落败是一种必然。”李晨然质疑“黄金时代”的定论，她认为辩论在当下，其实比过去更有生命力，“归根结底，它还是要回归到校园，作为一个课后活动存在，这是辩论在高校的本质，我们坐在一起交流想法，好好说话。”

邓思源（左）与陈蕾（右）

博弈

《奇葩说》被视为辩论社会化的大胆尝试，尽管在辩论圈里饱受争议，但在公众视野里依然一炮而红。制作人马东认为自己“在做一场严肃的辩论节目”，在邓思源眼里，这种表述只是相对的，“对于普通电视综艺而言，《奇葩说》作为电视辩论节目，确实是严肃的，但对于竞技辩论来说，又显得过于娱乐化。”

这种争议始终存在，一面捭阖辩论提出“培养公民精神”的宗旨，另一面公众对于竞技辩论往往报以熟视无睹的态度，过高的门槛和缺乏趣味性的辩论将绝大多数人挡在门外，让辩论只存在于少数辩手的“盛筵”里，“公民”成为“精英”的另一种表述。娱乐与严肃的博弈，在文化领域从未停止过。

“它们必须要同步发展，竞技辩论推动辩手理论与素养的提高，再为电视辩论节目输送人才。”邓思源态度中立温和，就像面对辩题，无论处于哪方，他都可以发起猛烈进攻，“在电视辩论节目推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竞技辩论。”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李晨然所认同的“公民精神”，无论娱乐或严肃，它们的存在必然是代表着背后不同的群体，每个人都有声音，公众要学会如何去面对异议，“它就在于你给不给别人说话的机会，是否容得下他人的观点，是否能换一种角度去思考问题。”

“普通观众很难通过观看几场辩论比赛就得到素养的提高，无论是什么赛制”，邓思源将其比喻成游戏直播，观看游戏主播表演赛，观众的印象更多会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但视觉感官冲击背后，这种有规则、重效率的交流方式却在潜移默化地浸染着观众。

“学会考量利弊，让大家从‘键盘侠’中走出来”，邓思源认为这是辩论的价值，严肃与娱乐并不导致矛盾，“培育这样的‘公民精神’也是捭阖辩论的意义所在。”

邓思源

反哺

“其实我有自己的判断，我是觉得要输了”，李晨然有些无奈，她坦白道，“但裁判给出了一个我们绝不会认为自己输在这个点上的理由。”每当比赛结束后，总能看到有辩手围在评委身边，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请教，或质疑。优秀辩手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人绝对服从权威，但每个人都尊重实力。

在面对中山大学的淘汰赛中，成都信息工程战队止步于此，无缘接下来的角逐。“哪个地方论证不到位，哪里被拆解，或者被削弱，这样的信息能让我知道以后如何做”，评委的赛场点评并没给出李晨然满意的答案，但对于输赢这件事她没有过多纠结。

捭阖辩论赛允许本科生以外的选手参赛，这对于毕业的辩手而言，是难得的机遇。辩论常常被喻为高校的专属活动，出了校门，辩手拥有比赛的机会与训练的时间都会断崖式下跌，而重回反高校也是一种接触辩论的渠道。

李晨然和邓思源在本科毕业后，都肩负指导本科辩论队的任务，这也是大多数高校辩论队的传承方式。

某些时候高校会诞生明星选手，他们为学校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因为作为核心培育者而占用大量公共资源，使得紧邻的一届辩手缺少比赛机会或教练指导，辩论队一旦换届就迅速进入衰败期。

“这被称之为辩论队的大小年，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大多高校明星辩手在毕业后都会回来执教，使得辩论队继续发展。”这种代代相传的扶持方式，使得传统的辩论强校能够经久不衰，续写荣誉。

“对于更多热爱辩论的人来说，无论起点如何，高校给了他从零开始的平台，你付出，你就可以做得更好，这对于非名校学生来说很友好。”邓思源加重了语气，“他们很多人也做到了。”

成都信息工程辩论队与捭阖辩论赛告别了，邓思源与李晨然也将继续回到川渝，指导本科辩论队——破题、思考，挖掘理论、收集数据、事例、寻找切入点，再进行一场又一场的练习赛，如此循环。也许他们还会归来，也许他们在等待下一届花开。

当问到这次捭阖之行的最大遗憾时，邓思源挠了挠头，仔细回忆起这几天的辩论比赛，短暂停顿后，他猛然点头，“就是凌晨从机场打车过来，花了395块钱”，队员笑着附和。他们依然是自己，有些东西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