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据统计，2020年上半年讨论度最高的三个综艺类型分别是偶像养成类、音乐类以及竞技类。面对市场的筛选，它们能从其中脱颖而出必然是存在其道理的。从中进行分析，便能得知观众的喜好和倾向，从而获知市场的风向。

被透支的偶像红利

当《偶像练习生》这档综艺出现在大众视野并且一炮而红之后，偶像养成类节目，也称选秀节目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人都想分一杯羹。

今年是选秀第四年，终于等到“创造营”和“青春有你”的同期竞技。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对垒，既没有先声夺人，更没有后发制人，却彼此看尽了对方的丑态。

《创造营2021》首播热搜被各种无关业务能力的奇特画风笼罩，节目的卖点不再是考量成团标准的唱跳能力或者颜值的优秀，而是“梗”的比拼与较量。观众在看的节目仿佛不是《创造营》而是《欢乐喜剧人》。隔壁的“青春有你”，变成了“青春油腻”。重量级男团上线，究竟是有效的争议话题制造机，还是为了流量变现剑走偏锋的一步？团队表演毫无默契，个人才艺频繁翻车，依然存有“迷之自信”，爱豆出道似乎已经跨越了审美的底线，国内偶像的“低门槛”似乎为偶像市场的乱象频出作出了一分解释。网友们调侃，没了门槛的选秀成了反向毒奶，不是在给梦想清障，而是在给庸人开路。

而且如今，资本的过度进场，才华的较量逐渐被流量的较量所替代，同时，近几年兴起的偶像团体选秀活动，参与选手低龄化现象明显，在他们自身人格塑造的关键时期，逐梦娱乐圈，仅凭借良好精致的外形就以“偶像”身份被众多同龄人追捧，没有经历真正的打磨和沉淀，也难怪频频爆出选秀偶像“塌房”（指被爆出不同于其所展现的形象的负面新闻）事件。

人设摇摇欲坠，场外虎视眈眈，流量易聚易散。再大的天地也不是什么妖魔鬼怪都能安放的。空前的繁荣之后，过度透支了红利，中国的偶像市场早早落入荒唐时代。运营壁垒、自身实力不足生成业务短板，平台造星思维功利浮躁，粉丝决策权提升护短情绪高涨，偶像们的天花板已经越来越低。如今的偶像市场人潮拥挤，却再也不是人才济济。偶像养成类节目余温尚在，但它的时代正在渐渐过去。

竞技类综艺为何如此“长青”

竞技类综艺之所以能保持如此的高热度，是因为其节目性质本身自带的“竞技性”，具有“对抗”的魅力。从近两年高人气的竞技类综艺节目来看，无论是《一站到底》、《最强大脑》还是《演员请就位》，其节目本身都离不开“对抗”。竞技是一种吸引人的东西，它除了满足人的求知欲以外，也可以说是一种表演形式的艺术，可以是来自体格、可以是来自力量、可以来自智商、可以来自心理、也可以来自于颜值。无论何种形式，不同的人对表演都有不同的看法，满足的地方也不同，这也正是观众选择竞技类综艺的原因。有的观众希望通过节目满足自己的窥私欲、而有的观众喜欢专注于竞技的过程、也有观众热衷于关注比赛结果。竞技类综艺的魅力正在于此，节目组往往喜欢在竞技中不断地设置悬念、制造冲突，形成一种对抗效果，以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

此外，观众们选择竞技类综艺节目还因为其另一大特点——娱乐性。相比于偶像养成和音乐类节目，竞技类综艺更容易制造笑点和话题。在这种类型的节目中，艺人是创造娱乐内容的核心部分，符合观众口味且适合节目的艺人往往能为节目带来不一样的效果。

就目前来看，竞技类综艺节目虽然仍保持着一定的热度，但未来形势则不太乐观。一是节目推陈出新的速度不够快，观众容易形成审美疲劳；二是节目内容创新性缺乏，抄袭现象严重，不能为观众带来新鲜感；三是一些艺人偶像包袱过重，不能良好地完成节目关于竞技性和娱乐性需求的任务。因此，当前竞技类综艺行业急需整改，相关制片方只有不断创新赛制，合理安排适合节目的艺人嘉宾，优化节目内容，突出竞技性和娱乐性重点，才能更好地为观众呈现一部“符合胃口”的综艺节目。

音乐类综艺推陈出新

音乐类综艺一直是综艺界的常青树，最早的音乐类综艺属《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而有趣的是二者之后的类似节目却发展成了选秀综艺，脱离了音乐综艺的范畴。纵观《超女》《快男》以及第二代综艺的《中国好声音》，音乐综艺一直维持着海选与淘汰的制度。到了第三代的头牌音综《我是歌手》，则放弃了海选的模式，而是采用了邀请知名歌手或是成熟歌手的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音乐类综艺的不断迭代，到了近几年呈现出剑走偏锋的特点，开始迎合小众市场。目前最具热度的音乐类综艺非说唱莫属。国内第一档说唱综艺为爱奇艺的《中国有嘻哈》，它重拾了海选制度：导师、战队、选手间的传统对决，似乎一切还是老一套。但导演车撤选中说唱作为主题可谓是慧眼独具——说唱文化天生是反叛的、不羁的。置身说唱文化中的选手们，从海选开始就带来了大量话题与热度。

脱颖而出的选手们则不乏早已深耕说唱土壤多年的og（老人），他们或是带着粉丝，或是带着beef（恩怨），使得《中国有嘻哈》相关的热搜屡屡登顶微博。当无须节目组安排选手们便已自带流量，节目组只需要给他们加一个“滤镜”——把一切放大就可以了。现如今，“说唱是综艺界的财富密码”这一事实已不言自明，于是《中国有嘻哈》也走向了“综N代”的套路，出了一季又一季。

当一代代《中国有嘻哈》将成熟的说唱歌手们挖掘殆尽后，人才面临枯竭，说唱综艺怎么继续办成为了问题。这时候B站给出了答案——《说唱新世代》。《说唱新世代》在选手方面作出了重大改变，选手们变成了青涩的年轻人。如果说《中国有嘻哈》靠说唱的表演魅力来吸引观众的眼球，那么《说唱新世代》则用说唱的思想内核收割观众。说唱本身是用来抨击不公的音乐，“贷人”（《说唱新世代》选手的简称）们在B站面向年轻受众的舞台上，用略显生涩的技巧，说性别歧视、唱青年理想、叹社会压力、问人生迷茫，引起了年轻人的极大共鸣。

音乐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音乐类综艺本身也是媒体熏陶公众艺术素养的一种方式。目前来看，推陈出新的音乐类综艺在此功能上确实得到了提高。通过新的音乐综艺类型，公众开始逐渐了解小众的音乐文化，这是综艺节目的一个长足进步，它脱离了娱乐大众的局限，开始走向对文化的正向引导。

娱乐的过去式 文化的将来式

与此同时，文化类节目作为一种新崛起的综艺类型开始焕发生机。近年来，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灵魂并依托综艺形式的文化类综艺节目异军突起，涌现出《朗读者》《中国诗词大会》和《故事里的中国》等一批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中国诗词大会》将传统诗词与答题竞技相结合，观众既能了解传统诗词中的“风花雪月”之美，又能感受到赛程带来的激烈紧张。《故事里的中国》专注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通过访谈和话剧相结合的呈现方式，让观众不仅能够看到与作品相关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又能够感受到身临其境的舞台效果，传播力可谓事半功倍。《国家宝藏》利用VR、裸眼3D等最新的技术，让千年前的文物古董重现人前，观感上的刺激让不少观众直呼过瘾。在这之后，文化类综艺渐成气候。

20世纪80年代，尼尔·波兹曼在著作《娱乐至死》中指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同一时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西奥多·阿多诺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越来越多文化艺术被商业化，成为一种可以被贩卖的产品。

当人们的生活逐渐被“娱乐至死”的氛围充斥包裹，文化内蕴则重新为综艺类栏目开拓了净土。选秀综艺的热度虽高却也短暂，在一批又一批“流量变现”的背后只剩下资本运转无情的轰鸣声。而文化类综艺热度虽不如选秀亮眼，却也不至于短短三年就从“元年”走向“严冬”，只因其以中国深厚的文化基础为支撑且不停在通过形式多元化与创新中找寻更广阔的市场。在众口难调的收视率当前，文化类综艺的复苏也代表着大众文化自信的提升以及文化欣赏素养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