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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成书于中国魏晋南北朝，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年间名士的轶事与言行。全书共有三十六个门类，多方面的体现了魏晋时期的生活百态以及名士们的思想品行。特别凸显了孔子所提到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分别从道德修养、才能禀赋、情感特性、日常生活及人际关系等角度描绘出魏晋时期众多名士的品貌风采。

鲁迅评价《世说新语》：“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在这些光怪陆离的传奇故事中，无时无刻都体现着魏晋年间的创新与大胆。《世说新语》体系的形成，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在无形之中，也体现了当时魏晋年间的时代特征。

“德行”作为三十六门类之首，不仅体现了儒家传统品德对人身性格的培养，也将魏晋时期名士的风度与叛逆创新精神展现的淋漓尽致。“德行”中曾提到谢奕做县令时，不断惩罚一个老人喝酒。他的弟弟谢安便劝哥哥放过老人。当时的谢安年仅七八岁，尚能学习并深入了解尊老爱幼的道理。让人不禁想起了《论语》之中的一则故事。

子路问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没有直面回答，而反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并植其杖而芸。即使如此，子路也不怎不满，反而拱手站在老人身旁。随后老人请子路吃饭，叫自己的孩子来拜见子路，行礼问好。两人虽然站在不同立场，执不同意见，却能做到以礼相待对方。子路最后说，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由此可见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伦理纲常，已经深深的扎根于魏晋年间的名士根骨之中。“孝悌”一词，也是儒家文化所大力提倡的。

《世说新语》之中曾记载，王长豫对待父母和颜悦色，能尽孝道。每次都将父母送上车，为父母收拾衣物。孔子曾说过，色难。对父母保持和颜悦色的神情大概是最困难的事。许多外表谦和正直的君子尚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在《世说新语》中的名士风流人物，却能做到了这一点。其实所谓魏晋风度，也必然是继承了儒家文化之中正面的积极的精神才发展形成的。文化在继承中发展，魏晋时期的各种名士，其风度的形成也必然受到了儒家文化之中精华的熏陶。

而在“德行”这一门类中，所体现的也不仅仅是传承下来固有的文化精粹，还有敢于突破束缚，反叛的创新精神。王献之病重时曾回想自己的一生犯过什么错误，却想不出自己有何出格之事。他道：“不觉有余事，唯忆与郗家离婚。”由此可见，在王献之的心目中，离婚一词并可算得上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在这个以夫为纲的社会，休妻或和离而是很平常的一种现象，至少对男子来说，不能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与古时的现象观念大相庭径。

又有黄平子，胡毋彦国等人把放荡不羁当作通达，甚至还有人赤身裸体。不拘于使下人们的眼光和规矩，敢于寻求自己所认为的快乐的方式生活。就如题解中说到的一样，阮籍的“至慎”，嵇康无“愠喜之色”，这都是明显带有魏晋时代特征的人物。在那个洒脱自在的魏晋年间，反叛的、个人色彩浓烈的风气也在慢慢生长，逐渐融于那个年代之中，融于魏晋风度之中。

就如人们普遍看来，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文人大夫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其恶劣。与此同时，魏晋年间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就遵循着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变革都是在动乱的时代发生的规律一样，魏晋年间的名流大夫自信潇洒，不拘于物，不拘泥于世俗。那是一个洒脱、自由的年代。而其实在那份不滞于物的洒脱之中，名士们也保留着根本的仁爱、孝悌之道。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之风，就比如让人或敬仰或唾弃的竹林七贤，结伴于山林，沉湎于酒乐，可他们至情至性，高声谈论天下事。他们或许轻鞋缓带，或许不鞋而履，或许个性张扬，但那都是人性最本初最美好的一面。

都说《世说新语》是魏晋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在《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的风度与气节深深融汇于每一门类中。陶渊明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既深受儒学正统的观念思想所影响，也有乐天知命，恣意的特立独行。冯友兰论“魏晋风度”：必有玄心，须有洞见。须有妙赏，必有深情。魏晋风度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对于我们当代社会风气的形成也有借鉴和影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