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近日，由陶冶博士主讲的第33期博士讲坛在图书馆2楼报告厅举行，讲座的题目为《大众文艺面相背后的国家文化》。陶博士从国家文化的建构、转型、调和与抹平、二元对立的民族性、家国形象的同构指向以及国家形象的母体置换等六个部分层层剥析了大众文艺面相背后的国家文化。
陶博士对我国国家文化的形成过程追根溯源。新国家建立初期，延安文艺由于符合执政的需要而被推到中心，在借鉴苏联电影体系之后得到充实。一直到1978年这段时间里，以《白毛女》《南征北战》《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大众文艺作品为代表，国家文化进行着“战争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复合建构，并不断完善。改革开放后，以“伤痕”记忆结合“反思”精神的诸多文艺作品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主流，代表作品有《泪痕》《芙蓉镇》等等。陶博士指出，在这一文化倡导下的文化建构中，国家文化代表了稳定的环境与秩序归属，呈现了一个国家的显形外貌。
陶博士提到话语体系的概念，并说明话语体系是由精英话语、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构成的。陶博士认为，三种话语一直处在调和的过程中；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和春节联欢晚会则是汇同了传统伦理观念后，所形成的一种由家庭伦理上升为与国家意志同构的文化心理行为，并成为国家美学的存在模式。
从文艺作品的创作来看国家形象的重构，陶博士认为，国家文化选择伦理感情的角度，用“家”的亲情概念使得本身更为人性、柔软、亲近。国家形象与母体形象在国家文化建构的美学表达机制中互相指、互相置换、互相建构，而国家形象也成为多重身份的承载者、多重指向的集合者、多重情感的表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