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网杭州12月1日电（记者文璋）　 12月1日晚六点半，图书馆二楼报告厅，博士讲坛再度开讲。这期讲坛请到了管理学院的超人气讲师——陶冶。他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风趣幽默的讲座——大众文艺面相背后的国家文化。
　　讲座一开始，陶冶博士强调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各自的国家文化，在这里将着重分析中国大众文艺面相背后的国家文化。

国家文化的建构
　　随着新国家的建立，与执政党息息相关的延安文艺亟需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转换。上海私营电影公司创作了如《三毛流浪记》、《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上饶集中营》等众多代表延安文艺的作品。而不久之后的1951年，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武训传》等电影作品的批判运动，也产生了当时的“三大毒草”： 《武训传》、《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剥离了上海电影创作力量，经验不足的延安文艺则不可避免地借鉴起了苏联电影体系，学习苏联电影《夏伯阳》拍摄了著名的《南征北战》。1957年，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号召下，全国的文艺创作日趋繁荣，而1949年以后的延安文艺成为了“战争文化”与“农村文化”的复合体，代表作有《红高粱》。
国家文化的转型——去“文革”化的表述 
　　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站在了国家经济和文化百废待兴的全新阶段。以“伤痕”记忆结合“反思”精神的诸多文艺作品成为1980年代初期的主流，代表作有电影《牧马人》、《芙蓉镇》。伴随着国门的打开，汇同对“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愤恨，以及对于现代化的迫切向往，使得“反思”进入了文化层面，相应的文艺作品也都积极地在形式和立意上展开了探索，例如《一个和八个》中的八个“坏人”就和之前的不同，讲述的是八个土匪抗日的故事。而这些作品不仅是被主流文化所容忍的，而恰恰是在国家文化体系内被认可和嘉奖的。1990年代的国家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对改革文化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的歌颂，进而表达为对执政党的歌颂，也越来越部分地呈现为原有的“国家主义”文化的特征。
调和与抹平
　　陶冶博士表示1980年代除了上述文艺思潮，出现了朦胧诗来展现自身对“现代性”的呼唤，也产生了以王朔为代表的偏向于底层话语的“痞子文学”， 以电视剧《渴望》为典型代表，底层民间话语与国家话语发生了重合，产生了惊人的好效果。于是，一个又一个“刘慧芳”被造就出来，在《焦裕禄》中推升为一个共产党人，在《周恩来》中上升到国家领导人进而到国家层面。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成了国家话语表达的重要仪式性存在，展开了政治抒情，实现了之前主流文化所不曾有过的“主旋律煽情”，并以一个完整的体系呈现为国家美学的表达机制。
二元对立的民族性

　　陶冶博士指出进入1990年代以来的国家文化荧屏呈现方式，极大地拓展了民间文化的话语立场，以东北二人转为典型代表，对“卖拐行骗”行为进行了极大地包容。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也出现了“体现大众审美趣味”的转型，《历史的天空》、《狼毒花》、《亮剑》中的主人公都是有缺陷的英雄人物。
家国形象的同构指向
　　在封土建国的年代，国家政治构成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实现的，在文艺创作中，二者并不一直是同构的。陶冶博士以《渴望》为例，荧屏上那些公仆们的政治立场、政治业绩都被淡化，以情感的动人来替代理性的审视，以情感的认同来实现对于国家的认同。当需要重构国家文化时，选择从“家”着手，以最基础伦理的情感来平衡，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使“家”被同构为“国”。在对国家领导人的描述中可见一斑：由“红太阳”、“大救星”到“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中的大家族中的“老人”再到“总想对你表白、总想对你倾诉”的“恋人”关系。
国家形象的母体置换
　　陶冶博士认为以春节联欢晚会为文化载体，国家不仅是“家”，同时也会是“母亲”， 《我和我的祖国》中唱到：“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那海的赤子，海是那浪的依托”；另一方面，党的对偶形象则只是“母亲”：“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国家形象的母体置换，尤其是反映在中国人在海外生活的影视作品中，这里使“祖国—故乡—家”产生了线性联系。荧屏上的母亲形象也有普遍的共性：善良、坚忍、包容。在《母亲》、《戈壁母亲》等这些作品中，母亲已不是生活中的个体，而几乎是美德和力量的化身。

　　讲座结束后，仍然有许多同学围在陶冶博士身边向他请教，相信这次别开生面的博士讲坛给在座的同学和老师们都带来了不少启迪。（图/张俊杰）
　　陶冶，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研究生。先后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媒体管理学院、影视艺术学院，电影学硕士，为我国首批影视制片管理专业方向的硕士毕业生，现任教于浙江传媒学院管理学院传媒经济系。出版有专著《刀刃上的舞者--冯小刚电影研究》；近年来在《当代电影》、《中国电视》、《当代电视》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担任执行制片人的电影《龙顶》获得了多项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