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11月13日晚上6点半，我校文学院影视文学系的薛峰教授做客第52期博士讲坛，与同学畅谈他对电影的独到看法，带我们探索什么是多元化时代的好电影，并对当下的热门电影作了深刻剖析。

什么是好电影
　　面对上百张求知若渴的面孔，薛峰老师笑称“有些惶恐”。近2个小时的讲座，同学们都始终全神贯注，犹如置身一场轻松的座谈会。讲座伊始，薛峰老师提到了贾磊磊先生于2009年推出的专著《什么是好电影》并从电影的创作过程和美学风格来探讨电影批评的标准。他向我们抛出这样一个问题：“能否从电影的意义功能和接受效果来追问什么是好电影？”薛峰老师肯定了电影的功能效应的多元性，同时还对知识分子和草根对好电影的理解差异进行了解读：“知识分子对电影的评判往往侧重于电影的主题和艺术性，而草根阶层更看重电影的内容，他们所理解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在同一个范围内。”

“三种电影”及一套标准
　　薛峰老师将电影简单的划分为三个大类：娱乐宣泄、满足好奇梦幻、疏通道德情感为功能的抚慰型“通俗电影”、以经世致用、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集体意识为使命的教化型“社会电影”以及以形式实验、叩审人生哲理、揭示社会问题为追求的反思型“探索电影”。
　　中国的电影史基本上是按照社会电影——通俗电影——探索电影的脉络发展。从“十七年”到“文革”这段时期的中国电影，基于政治原因的影响，“社会电影”是主流。然而通过《闪闪的红星》、《白毛女》等影片的分析，薛峰老师告诉我们，“十七年”、“文革”时期被观众喜闻乐见，直至今天成为“红色经典”的影片，基本上都是将“通俗电影”的元素嵌入“社会电影”中得出的最有效的电影，即打着“社会电影”的旗号，实行“通俗电影”的战术。
　　对于这三种电影何时开始分流，老师有着自己的看法：“倘若要认定一个年份，我认为1984年是个关节点。” 改革开放以后，通俗电影渐次井喷。1980年《神秘的大佛》（张华勋导演）给新时期的通俗电影开了个好头。之后，两位港台导演张鑫炎、李翰祥给中国大陆电影市场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与此同时，探索电影也渐渐揭开序幕。1984年以来，“探索电影”出现了一个小高潮。“第五代”的诸多成名作构成了80年代中后期中国“探索电影”的主线。
　　总的来说，从“十七年”到“文革”，直至“新时期”初期，“社会电影”是主流，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通俗电影”和“探索电影”的崛起，当代中国电影才真正进入“三种电影”鼎足而立的分流阶段。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开放氛围，也孕育了中国电影的一个“黄金时代”。

电影的批评方法
　　将视线拉回到现在，薛峰老师客观的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三种电影”分化互渗的格局延续至今，其中分化是主调，互渗是常态。而就当前中国的文化环境来看，正视“分化”更重要，因为“互渗”现象易于造成电影观念错位、批评标准混乱。
　　在此，薛峰老师还特意就2009年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上映后，一面票房飘红，一面骂声滚滚的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倘若用“探索电影”的标准（叩审人生哲理、揭示社会问题）来衡量张艺谋电影，多半会失望，也可以说是一种苛求，走到极端就扩散成舆论环境的胡乱谩骂。他明确而又犀利的告诉我们：“张艺谋根本没有参与80年代中后期探索电影的小高潮，这只是观众的心理期待落差。”
　　“通俗电影”的好坏在于能否抚慰大众的感官愉悦和道德情感，但一味迎合生理欲望，就会走向庸俗、低俗、恶俗、媚俗；“社会电影”的成功在于实现教化功能，促进社会稳定和良性发展，其最大危险是沦为斗争武器和权力工具；探索电影”的高下以叩审人生、揭示问题、反思社会为基准，过度炫耀技巧、随意故弄玄虚并不可取。正所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谁也没有完全取代谁的能力和仰视或贬斥谁的权利。在当前中国电影多元并存、分化互渗的格局中，笼统区分优劣高下是没有意义的。在他看来《金陵十三钗》是一步渗入了沧桑历史背景和民族仇恨情绪的“情色暴力通俗剧”，不过他也肯定该片讲述了一个好故事，是一部优秀的“通俗电影”；而《钢的琴》则是一部优秀的包含形式实验并揭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电影”；《辛亥革命》在他的眼中，成了一部缅怀并赞叹革命精神的“社会电影”。
　　短短两个小时，薛峰老师带我们回顾历史、放眼现在，将当前多元化的影像分为“三种电影”，又用其对电影的独特看法进行实践。这次讲座，我们了解到了一个实用而有效的电影分类方法，听取了一位学者对当前电影截然不同的看法，影像与实例相结合，上了极为生动独特的一堂课，回味无穷而又受益匪浅。                                       

     （先锋通讯社记者/李小倩 李青 审核/王雪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