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11月29日下午2点，凤鸣大讲坛于行政楼报告厅再度开讲。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博士、研究生导师陆军来到现场，与传媒学子畅谈了“戏剧观”作为一种艺术准备在剧本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这场讲座系桐乡市人民政府、浙江传媒学院主办，传媒学院党工委、管委会、文学院联合承办，鲁连显主持。讲座现场，座无虚席，陆军与同学们针对剧本创作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体制纵然严峻，但“戏剧观”却早已输尽

　　陆军谈到，国内的剧作正陷于一片尴尬的泥淖。“目前我们的剧作品普遍缺少能够流传下来的人物形象，难以从中看出国家或曰民族精神的内核。”一些进驻拍摄阶段的剧作甚至比不上国外剧本的三流水准。究其缘由，陆军认为这除了技术层面的原因，还应归结于国民想象力，整体审美强度及“戏剧观”的落差上。其中“戏剧观”确是重中之重。

　　他强调“戏剧观”是人们对戏剧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戏剧与政治，舞台与生活，内容与形式，演员与观众等等的总的看法。而“观念”更处于剧作金字塔的顶端。他指出观念的差异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与发展，网络短篇文学《换票》正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而遗憾的是，国内大部分的剧作者不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将优质剧本的空缺推诿到了“体制严峻”的身上。对此，陆军指出“关乎体制，国内相较伊朗而言，虽然也存在一些禁锢的成分，但也是相对开明了。然而，伊朗每隔几年就能推出一两部精彩的剧作，“小鞋子”、“黑板”之类，都是这样。因此，不必埋怨体制，制度内的成品同样能够拥有艺术的成色。把视线更多地投射在“戏剧观”的落差上，陆军指出“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文学本是人学，而戏剧亦然。

 　　“戏剧观”最重要，最有效，最简便的坐标，只有一个字，那便是一个“人”。人物一向是剧本与剧本创作中的核心要素。陆军把人物分成了四个类型：工具性人物，即充当传声筒与情节承载等功能；独特个性式，即凭借微妙心理与独特行动在观者心中留下记忆点；时代胎记型，即《哈姆雷特》、《江姐》等时代的产物；国家形象型，即代表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精神。但无论那一个类别，都是故事发展的重心与戏剧文本的核心。

　　陆军指出剧作者在对‘人’这一要素的考察中，常常牵涉到三个维度的问题，但国内的剧作者却也常常陷入三个误区，即对人个体生命的忽视、真实情感的忽略以及正常思维的忽悠。对此，他特别播放了第七届CCTV小品大赛的获奖作品，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与说明。《责任》一片中，人民警察不顾报警人生死，只求心理上的救援，却忽视了人民的真实生命安全，《杨柳湾的新娘》则无情地限制了正常情感的挥发，《火龙驹》中血淋淋的屠杀俨然更将生命置之不理，甚至开启了人命的玩笑，一切只求“感官的刺激、简单的煽情、对生命一再残忍忽视，冷漠置之。”而西方的小品文《警笛》才是真正把“人”，“人的命运”放到了核心的位置。此处，陆军再一次提到了“戏剧观”的差距，他谈到国内剧作者在用一种低层次的写法企图唤醒高尚的品质，却是在不经意间延用了一种50,60年代陈旧的价值观，因而引发了这种戏剧观念以及戏剧文本的差距。  

  
观念是艺术生产力，观念的准备是最重要的准备

　　当代剧作家最重要的问题便是观念的问题。而这种观念同样存在二维性，即剧作家的层面以及观影者的层面。“任何一个伟大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社会生态，即高级审美趣味的需求，推动剧作家不断创造出一个个优秀的剧本。可惜的是，在中国，我们所缺少的正是这样高级的审美趣味。忽视优秀的剧本价值，拍出来的东西看不懂，不想看，一味地追求‘刘老根’式的低级文化趣味，这可能也是当前中国优秀剧本贫乏的原因。”  

　　因此对于艺术院校的学生来说，这种审美趣味的培养更是刻不容缓，它将直接作用于当前的社会生态以及优秀剧作品的产生。

 　　讲座最后，陆军与同学们进行了亲切的交流，耐心地回答了学生们的问题与困惑，对剧本创作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说明与探讨。同学普遍反映通过这次讲座受益匪浅，坦言之后会更加坚定地走在文学之路上。

（文／桐乡校区新闻中心　赖金鑫　审稿／姜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