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5月21日晚六点半，浙江传媒学院博士讲坛之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在桐乡校区行政楼报告厅开讲。社科部老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乔丽英带领同学们回到19世纪，一起探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究竟是对东方社会理解的同情还是理论的构建。

　　在讲座的最初，乔丽英博士就明确表示，她认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研究是理论的构建而非理解的同情。她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中国抱有同情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马恩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实行全人类的解放。但实际上，马克思撰写这些文章是为了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乔丽英首先向同学们解释了一点——马克思理论中的东方社会主要是指印度、中国和俄罗斯。此外，她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以1870年为界，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并且在观点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乔丽英表示，马克思在早期的东方社会理论中认为中国、印度、俄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然要经历资本主义的环节才能进入共产主义。乔丽英指出，马克思对中国的研究源于对英国资本流动的关注。为此，她列举了马克思在著作中的众多言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说：“马克思在书中确实有表示过中国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认为英国的侵略打开了中国的闭关状态，充当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工具。”对此，她再次表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更多的是理论的构建。在论述中，乔丽英不时提出问题，一问一答间，与在场同学形成了良好的互动。

　　其后，乔丽英就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阐述了马克思后期的东方社会理论，即俄国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而俄国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使得马克思预言破产。对此，乔丽英说：“马克思的晚期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想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性去克服原始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的落后性，想把原始的公有性和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生产力进行机械的嫁接，所以导致了东方社会理论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似乎缺少了一种警示性。”

　　讲座的最后，乔丽英说道：“我们学习哲学能给我们带来的，一定是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进行理性的分析，而不是嘟囔谩骂几句就让马克思主义消失了，当然，这种体系也不会那么容易消失。”（先锋通讯社桐乡 记者/覃于烜 图/张自豪 责编/赵倩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