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萧红写下《呼兰河传》的时候，中国历史驶进了1941年的关口。在那样一个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时代，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似乎是一个彼岸世界。战火没有烧到那里，鲜血也没有染红那片土地，呼兰城里的人们没有遭受天灾人祸，而是如同以往无数个世代那样，经受人间的悲欢离合、大起大落、以及最平常的生老病死。

呼兰城里的生活是平凡的，这样的平凡甚至显得有一些刻板和单调。年复一年的节日庆典，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七月十五放河灯，秋收之后唱大戏……还有那一成不变的小城；一成不变的街道巷口；街道巷口旁同样一成不变的盐店、药店、茶庄、布庄……东二道街的大泥坑子不管过了多少年仍在那里；因死了儿子发了疯的王寡妇除了隔三差五扑到庙台上大哭一场之外仍然安安静静地活着；卖豆腐的吆喝过今天又迎来了明天；淹死过人的大染缸还是一如既往地使用着；扎彩铺里的伙计日复一日地扎着冥彩，扎给日复一日不断死去的人……

正如萧红所写的那样：“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呼兰城里的生活自古时过到了现在，若是城外那股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吹不到城里边儿，这样的生活还将继续重复下去。王寡妇死了还有李寡妇，卖豆腐的老了吆喝不动了就让儿子、孙子补缺上来，扎彩铺的伙计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什么都在变，什么都没变。活着的人需要吃豆腐，死了的人需要烧冥纸，就是这样了。

这样平常的生活，平静的小城，构架起一个平凡的世界。《呼兰河传》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平凡。萧红笔下的呼兰河其实是中国广大农村几千年来的形象缩影，而她笔下呼兰河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生存法则。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流传五千多年而不曾断绝，绝不仅仅是文字典籍的功劳。文字可以被禁，史书可以被焚，但历史的镰却永远也割不完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群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人——中国农民。现在提起来中国农民，人们往往联想到“封建”、“愚昧”、“贫穷”、“落后”、“野蛮”这类词语。是的，他们确实愚昧落后。老胡家迎进门一个小团圆媳妇，就是因为进门儿第一天，她表现得太过“大方”，一点也“不知羞”被左邻右舍议论纷纷，她的婆婆硬生生打了她一个月“来规矩出一个好人”，最后又用了各种各样愚昧的偏方治小团圆媳妇被打出来的病，最后将“好好一个孩子捉弄死了”。但这种愚昧其实是可悲的。因为不管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还是周围的邻居，都是“按照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生活”的牺牲品，可怜虫。

的确，大部分的中国农民思想顽固，眼界狭窄，甚至有时会显露出一种原始性的野蛮。他们不完美，有缺陷，但又好像不只是这样。他们身上还有另一种东西，一种品质，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像他们的脊梁，支撑着他们撑过战火，捱过饥荒，在人生无常和家国动荡中，跋涉数千年。但现如今的我们在评价中国农民时，却往往将他们的缺点刻意放大了，从而忽略了他们身上特有的属性，忽略了农民身上甚至可以用悲壮来形容的坚强。

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华历史五千年，辉煌都落在了皇族权臣的头顶上，而成也好败也罢，所有统治者拍拍脑门产生的决策所带来的疼痛，却全由人民，尤其是农民默默买单。中国人民于是学会了坚强，在千年的捶打历练中，他们变得如同野草一样顽强。这种顽强在有二伯、冯歪嘴子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有二伯是孤家寡人一个，甚至连个头上有顶的住处都没有，有二伯身边始终有一个卷起来的行李包，什么地方有空他就在什么地方睡，他偷东西卖钱，被孩子大人们不耻唾骂，他自己活着也很烦，但他仍然活着。冯歪嘴子的人生始终在那磨房里，娶了“野”老婆生了两个孩子，过了两年老婆死了，他埋掉老婆之后继续不声不响地拉扯着孩子活着，“看他的孩子是一天比一天大”。

正如茅盾先生所说：“他们都像最下等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

这群最顽强的生命在代代相传的情感体验中渐渐懂得了人生的无力。以他们的文化水平，他们是说不出写不来诸如“人生”、“无力”这样的字眼的，他们只是感悟到了，只是懂得。他们逐渐明白，人世间悲伤的事儿多了去了，若是每一桩离合悲欢、生生死死都背在肩上，压在心里，没走几步路人就会垮掉的。所以他们懂得了顺应，如同地里每一株遵循春夏秋冬法则——发芽、生长、成熟、衰败的庄稼一样，他们懂得了顺应人生的法则。“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生长；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摊着。这有什办法，谁老谁活该。”这是中华民族尤其是中国农民代代相传，流淌在血脉中的基因密码。萧红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密码，她以一个孩子的视角看着，听着，感受着这个世界，并将这个世界完整地回忆出来，不管这份回忆是美好的还是丑恶的，她都巨细无遗地将它们记录下来，整理成如今的《呼兰河传》。

这份记忆与其说是萧红一个人的，不如说是整个中国的。

整个中国都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世界。

萧红在呼兰城中长到十八岁时，祖父死了。长到二十岁时，她就离开了。

“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难去了”。萧红逃难路上留下的车辙印，自北向南印了大半个中国。而萧红走后的第二天，呼兰城里，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

在阳光照耀下的，依旧是一个与昨天别无二致的，平凡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