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唐慧蹲在地上，把头深深埋下，掩面而泣。这是一位母亲的悲痛时刻，也是中国梦的痛点和泪点。

——新华社中国网事

唐慧说，得知要败诉，法官宣判前要求全体起立时她仍坐着。法槌敲响后，她气愤地说“法庭乱判”。原则上来讲，唐慧在法庭宣判时拒绝起立是不的，是对国家法律的不敬。作为案件当事人，唐慧评价法庭“乱判”，并不具公信力。可是，撇开这件事情本身的对错不谈，广大网民却对她的行为表示了同情和理解。自身权益受到了损害，当地公安机关及相关政府部门不作为，她无奈地选择了上访；长达六年的上访踽踽独行、茕茕孑立，个中曲折只有她自己知道。问题没能得到解决，却被强制劳教。常规途径走不通，非常规途径不能走，处于社会最低阶层的老百姓的维权之路就走入了这样一条死胡同。唐慧撕心裂肺的痛哭时哽咽着说出的那句“再也不相信司法”引发了无数唏嘘。站在孤岛上的唐慧终于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感到绝望，她走出法庭失声痛哭的那一刻，十几亿怀揣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赤子们的心灵深深的震颤了。

中国梦的梦想和希望背后是中国梦的痛点与泪点，兴盛和伤痛并行。我国虽然不是案例法国家，但每一例个案都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基石，其中的每一步一脚印，都应铿锵置地如金石般沉稳。“上访妈妈”唐慧败诉案背后，是维稳与自由的冲突，是劳教制度是否违宪以及其废除的必要性的法理问题。“杭州强奸冤案”以及“温州‘双规’死亡事件”、“马三家劳教所虐囚案”、呼唤体制内良心的“聂树斌案”等事件暴露出的是道德和司法的台阶无法良性衔接、政策和司法甚至无法原则统一、“人治”条件下的有罪判定，“维稳”的优先原则等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要求每个司法工作者都成为亚伦.德肖维奇，但从来就没有抽象的法治，每一个案件的判决都是道义之铁肩，都要负责担负法律的尊严；相对的，一次误判，就有可能导致对公平的信仰坍塌。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通过率逐年“创低”，其中原因除了积极原因如公民法制意识的自我觉醒、法制观念的增强，也反映了我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确实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低损、有力、高效的推动法制进程，是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时期必须要着眼关注的问题。

“上访妈妈”唐慧的败诉成为了在法制和媒体监督的胳膊和权力的大腿的的角逐中的又一典型牺牲品。曾经在去年夏天为唐慧被劳教一事奔走呼号，并因其重获自由而深切感受到自身价值的记者们，如今必须面对“败诉”这个冰冷如铁、沉重如山但未必意外的结果。这些优秀的媒体人中的绝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拿到该案的旁听资格，只能举着要求旁听的纸板站在法院外面瑟瑟发抖的等待结果。此时的他们也只能对她说一句：我们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我觉得记者（特指有社会责任感和新闻理想的记者）真是天底下最幸福也是最难做的职业。

　　 “上访妈妈”唐慧的败诉或将成为中国宪政梦的催化剂，推动“劳教制度”走向灭亡。“上访妈妈”唐慧案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原因是人们对该事件成为废除劳教制度的转折点有积极的心理预期。2003年，胡锦涛温家宝执政初始，就废除民愤极大的“收容遣送制度”，举国欢腾，胡温民望短期内达到顶点，为新班子开局打下了极好的基础。而今习近平更进一步，在一系列很得民心的小动作之后，开始了大手笔，暂停“劳教制度”，而且酝酿废除此项恶法，按照常理，这样显示魄力与效率的善政，海内外媒体必会强烈关注，并给予高度评价，新领导人的形象与权威进一步确立，有利于打开各项改革的局面。然而“上访妈妈”唐慧败诉案引起的多方讨论掀起的舆论狂潮将矛头直指中国的司法公正与法律精神，“维稳”大于“人权”的积弊如果不能作为改革的跳板，就仍然是一滴屈辱的眼泪，扎在中国人的心尖上。好的时代能使跪着的人站起来，坏的时代能使站着的人跪下去，但时代不断进步的原因，就在于有拼尽身家性命也要努力站起来的人。唐慧和她的辩护团队不懈的坚持着，那些帮助她的记者们也积极的关注着这件事的动态和方向，她依然有机会。被绑架的公平和正义在媒体的努力和制度的完善中不断松绑，迟来的正义总好过没有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