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想到写“女性主义”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最近网络上传播的沸沸扬扬的“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引发着大众讨论，这些热烈的声音里有个很特别的讨论点是，为什么还有指责指向受害人“不检点“？而女性是否还属于社会弱势群体？所以我想结合当今社会的实时热点，来谈一谈中国的“女性主义”。

所谓女性主义者，她们挑战着诸如生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家庭暴力、产假、薪资平等、投票权、代表权、性骚扰、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等等，这种种都体现着女性渴求平等、被尊重和自我保护的意识。李银河说：“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即最初由李大钊、陈独秀等男性推动和倡导。近百年来，经历了数次革命，中国女权的发展比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快。如今，一种新女性主义在中国悄然登场。”正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国内女性主义者的呼声被不断扩音，很多事件似乎都能成为女性主义者发声的切入点，同时引发激烈的交锋。

最先要说的是“扔伴娘事件”。女主角柳岩因为这个事件几乎已经成为眼下最有代表性的女性“受害者”，她被一群男宾客恶搞得如此狼狈，最后却仍以“认错”的态度出现在公众面前，有评论怒斥男宾客的庸俗不堪，举着“女权”大旗为她抱不平，也有评论说“扔伴娘”本来就是习俗，无可厚非，上升到“女权”不过是女性主义者的自我高潮。这两个阵营可能也恰恰就是“女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的缩影。就我个人的观点，“习俗”并不能掩盖“侮辱女性”的罪名，“闹洞房”这一习俗最早来源于汉朝燕地，班固著《汉书·地理志》述：“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习俗的本意是希望新人以后的日子可以“越闹越红火”，是亲戚朋友对新婚夫妻的祝福。但随着时代的变迁，“闹洞房”的活动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出格。试问，“扔伴娘”的环节除了博取众人的一时哄笑还有什么意义，而一时哄笑又算什么意义？原本的祝福与虔诚却成了玩弄女性。面对这样的“陋习”，女性主义者的积极发声是有理由也是有必要的，我们国家还存在着所谓的“习俗”纵容男性凌辱、玩弄女性，可见在一些场合，女性连基本的尊重和保护都没有得到，那些反女性主义者口中“女性霸权主义社会”的定论为时尚早。

2015年春晚小品《喜乐街》中对女性外表的调侃，也撞上了女性主义的枪口，它对胖女人、“女汉子”、单身者的公然嘲笑，其实是把亲戚邻居们对那些容貌普通或是没有回归家庭的女人们的打击漫画化地再现到她们面前。细想，容貌普通的女孩如何？单身女性又如何？这个无害人群并没有任何值得诟病的地方，只因为，她们是女性，是在某些大众关注的方面不够出色或是不够传统的女性。而央视可谓是国内最具有影响力的电视台，而央视春晚对该人群的讥讽，恐怕也显示着这个国家的制度与文化支撑所形成的潜意识中，带着对女性的歧视。国内最顶端的发言人都已经在下意识地代言着女性歧视，女性在国内的地位与处境可见一斑。

回到“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我们也不难看出，针对受害人的攻击其实包含着评论者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他们认为女性深夜就是应该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衣着鲜亮就是有“勾引”的嫌疑。顽固守旧的价值体系依旧占据着自己的阵地，新旧价值观的撕裂异常惨烈。这样的刻板印象其实是很荒唐可笑的，女性和男性是一个同级分类，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女性身上是不是太不公平了？这样“不前卫”的声音在今天的中国出现，也恰好证明了女性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

对于国内“女性主义”的浪潮，我个人并不持“骑墙”的态度，在我看来，这是可贵的社会进步的体现，也许女性有着更柔弱的身躯和更脆弱的心灵，但那都不代表女性注定要成为被轻视、被凌辱、被伤害的那一方。女性的力量也许不够硬，但是身段足够软，女性凭借着外表和头脑逐渐成为更强势、更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群体，是一件好事，那意味着女性不再屈服于无理的暴力和歧视，有力量发起声讨和反抗；那意味着女性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的参与度提升，更公平更完美地诠释社会“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那意味着女性有着和男性同样的机会去实现自我，为人类的多元发展提供更多可能。当然我在此还是想留一些商榷的空间，但这个空间是留给“男女性真正平等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要不要有保持激进的态度？”而绝不是给“男女要不要平等”这个问题留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