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6月1日下午，文学院举办“谈谈《子夜》，谈谈茅盾——纪念《子夜》出版九十周年”主题讲座，杨扬教授以《子夜》出版90周年为背景，谈《子夜》与茅盾。活动由浙传茅盾研究中心负责人赵思运主持。

杨扬，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茅盾研究会会长、《戏剧艺术》主编、第31届和32届白玉兰戏剧奖评委会副主任。曾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导，《华东师大学报（哲社版）》主编，《辞海》编委。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上海市曙光学者。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评委。在《文学评论》《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等发表数百篇论文。

杰出的作品，提供一面互鉴的镜子

“《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品，也是文学史上争议最多的作品之一。今年是《子夜》出版九十周年，重新来看《子夜》并对相关的评论进行检视，以发现这些不同评价之间的相互关系，借鉴文学史经验，可以为今天的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一面互鉴的历史镜子。”

杨教授提出，作品的最后呈现要经过无数的批评和坎坷。历史人物的书写给当今世界很多提供有益借鉴，而在中国文学中，《子夜》的意义重大。认识这部作品的认识是需要时间的，不仅仅是对作品本身而言，更是对研究者、批评家和广大读者们。

杨教授以茅盾与瞿秋白的故事为例。他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战友、诤友、挚友，有着文化先行者的道义和惺惺相惜，也有着非凡的友谊。真挚而珍贵的战斗情谊，被人们传为佳话。瞿秋白对《子夜》发表了许多可贵的意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评论的手法，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对当时、当代及以后的中国文学评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挖掘优秀作品背后的固定现象

“优秀的作品背后一定有坚固的文学审美观念的支撑，不会随着时间烟消云散，研究《子夜》不能仅研究这本书，更要研究其背后的文学活动、文学事件、文学人物和文学观。”

鲁迅笔下主要有两种人物，一类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类是孤独的知识分子。通过推荐阅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杨教授介绍了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巨大区别。

他提到，乡土生活和都市生活最大的区别就是乡土生活是“熟人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和家族的基础之上的，而城市生活则是“陌生人社会”，以彼此的契约关系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而这种社会关系构成了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乡土社会的代表作以叙事为主，抒情作品相对较少，而城市生活的的作品更加强调意识。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一种多元复合的关系。而茅盾的《子夜》就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独一无二的作品，所引起的社会争议是自然而然的。

茅盾与《子夜》

“茅盾先生经历的丰富性是《子夜》形成必不可少的因素。如果被关在小村寨里，生活比较单一或者封闭的话，是绝对写不出来像《子夜》一样波澜壮阔的作品的。”

《子夜》所涉及的人物的丰富性是当下作品难以企及的，而对人物塑造的成功度，与作家的社会眼界联系紧密。

对大多数人来说《子夜》是难以阅读的，这个问题不在于《子夜》，而在于我们自己的阅读习惯——我们大部分能够接纳的作品是我们阅读经验中熟悉的东西，这些离不开我们牢固的阅读记忆和审美范畴。而茅盾走出了这样的一个世界，他试图用一种社会性视野来挑战这样的人物故事情节和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他在《子夜》中用现代都市这样一个开阔的世界来与原有的人物、经验、故事来进行对撞。这具有伟大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需要遇到无数的人，需要无数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才能够意识到。

中国虽然在城市化进展中成果显著，已经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进入到城市之中，但是对于在乡土的记忆所培养出来的审美习惯依然是我们文学中牢不可破的基因。写城市生活中的城市记忆，谈何容易？而茅盾就做到了。

茅盾的文学起步，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活动，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茅盾作为中共的联络人，在他文学起步的阶段，也正是他政治起步的阶段。在政治活动中，开阔了他的思想和视野。

文学的创作离不开社会体验和社会认知。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伟大作品的出现，与我们对生活和社会的认知有关。莫言和余华擅长乡土，鲁迅的深度主要体现在文化，而茅盾的深度主要体现在社会政治的变化。这与他在政坛文坛长久的生活交往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