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这一词在中文语境中有着暧昧的含义，它可以是期许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压岁钱，也可以是晚辈祝愿长辈福寿延年的心意，亦是传达了对亲友祝福的随礼，但也可以是酒桌下暗流涌动的人情纠葛，官场里“黑箱操作”的动力源泉，平凡人肩上“面子文化”的重担。
一个红纸袋的前世今生
　　红包中最主要的大类——压岁钱，起源于汉代，于汉魏六朝时期开始流行。相传古时每到大年三十，都有叫“祟”的小妖去戏耍家中幼儿，孩子吓得大哭，并因此患病。因此在民间有了年三十晚上不睡觉的习俗，叫做“守祟”。有一对夫妻，在年三十的晚上，为了防止“祟”来伤害儿子，就将八枚铜钱用红纸包住，放在孩子枕头底下。“祟”出现之时，便被铜钱红包吓退。因为“岁”和作祟的“祟”同音，压岁就等于“压祟”，压岁钱的叫法也流传开来。
　　另传说，压岁钱起源古代“压惊”。说是太古时有一种凶兽叫“年”，每隔365日，就要出来伤害人畜庄稼。大人燃爆竹驱赶“年”，用食品安慰小孩，即为“压惊”。年久日深，便演变为以货币代食物，至宋便有“压惊钱”。
　　而中国婚俗中的“随礼”，在中国古代的确是“礼”——宾客送给新人，寄托了美好祝愿的礼物。到了明代中期，“份子钱”代替礼物逐渐流行起来，到了清末民初，送份子钱更是成为上流社会举办喜事必不可少的项目。尤其是满族八旗，为了体现身份更讲究送份子钱的礼节。老舍先生的小说《正红旗下》就描述过家里为了凑份子钱发愁作难的情景。
　　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婚礼时都不时兴随礼，但是亲朋好友会送新人一些实用的礼物。到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观念的深入人心，“红包”再次成为祝福新人的方式。
　　红包也会出现在乔迁、升学、丧葬等一些重要场合，在中国式社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红包是怎么被“包起来”的？
　　社会学研究中有关“礼物”“随礼”的论文汗牛充栋，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红包”是一种生产力不足的原始社会下形成的互助体系，在各家操办大事时，邻里亲朋以“红包”的形式进行资助，类似于“众筹”。同时，在“礼尚往来”的过程中，加强了人际联系。
　　但是这种“资助”为什么要用红纸包起来呢？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的作者杨美惠，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做过关系学的社会调查。她意识到礼物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构成了一种非市场性交换，参与的双方具备“有义务给予、有义务接受、有义务回报”的默认特点。无论馈赠还是宴请，都是为了交换和加深个人关系，培养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同样，红包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礼物”，因而不能像汇款转账般直来直往，但“礼物”又是如何在这点上区别于“金钱”的呢？
　　而普林斯顿社会学家Viviana Zelizer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中，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同样是金钱，为什么捐给慈善机构可以，然后直接拿来给亲朋好友当礼物，便是粗俗而不合时宜的？在《购买亲密》中，Zelizer通过研究“金钱交易”遭遇“亲密关系”的案例指出，这样的交集往往伴随着某种深刻的不确定性与种种法律、经济、道德与情感困境。“钱和钱是不同的”，而亲密关系里掺杂上钱，便变得复杂起来。于是她指出，给慈善机构捐款可以，可当人们拿“钱”送礼时，他们往往要将“钱”隐蔽在一个传统的礼物中，让“钱”看起来不那么像钱。
　　金钱并非总能量化一切人际关系和情感，一层薄薄的红纸让红包于经济之外被赋予了更为深厚的意义。“隐蔽好的钱”，才能算合宜得体的礼物。然而，“红包”这一“隐蔽”的性质也成了中国人情社会中“恶之花”生长的肥沃土壤。
被异化的红包
　　红包外那一层红纸，让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似乎堂而皇之地穿上了“皇帝的新衣”。在2014年底收尾的一次“红包”整治活动中，10万余人主动上交总金额达5.2亿元“红包”。该活动查处2550人，涉及金额2.5亿元。“没有权力的人不会收到红包，红包首先是对权力的靠近和腐蚀。”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辛鸣认为，长期以来，这种官场潜规则一度登堂入室，领“红包”办事成了“明规则”。
　　事实上“官场红包”现象自古有之，明代官场送红包，常“具一书一帕”。吴晗先生在《灯下集•唐顺之论明代刻书》中说：“行贿用书陪衬，显得雅一些，有了专门词组叫书帕。”而晚清著名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也记载道：“一年四季，什么炭敬、冰敬、贽见（即见面礼）、别仪，全靠这班门生故吏接济他些。”
　　而在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红包的“资助”性质被逐渐弱化的当下，红包的社会属性进一步增强。在大众市民的日常生活中，红包的大小既折射出赠收双方的关系，又体现出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因此，红包怎么包，成了“人情经济”中令人头疼的问题。
　　以杭州、武汉、上海三座城市市民为主要调查对象的统计显示，2016年春节期间，6成以上市民的红包预算已经达到了5000元以上。而这三座城市的2016年人均年终奖在13000左右，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将近一半的年终奖——本地一个普通高中生一年的学费，都被包进了红包，做了人情消费。
　　在婚庆随礼时，红包也偶然会引发令人啼笑皆非的争端。2015年12月13日，为了“收回礼金”，新郎裴某单独宴请未参加其婚宴漏送礼金的五位同学，其意不言自明。结果在“补交”完红包之后，桌边人走了一半，席间氛围尴尬至极。在“最尴尬晚宴”的背后，则是在“面子消费”下婚庆成本陡增，礼金水准也水涨船高的“中式逻辑”。
让红包不那么烫手
　　“红包”植根于中国人深厚的关系学认识和实用主义精神，要彻底断绝这一现象在目前是不现实的，但保留红包中美好祝愿的成分，剔除利用红包“走后门”、“行方便”的现象仍是对待红包应坚决贯彻的态度。
　　“患者看到我们拒收红包都会觉得我们‘嫌少’，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我们会暂且收下，随后再冲抵进住院费里。”太原市某医院医师冯先生，是这样处理“医患红包”的。事实上，这种方式在中国许多医院都有推行，这让医患关系中的不正之风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而“红包”经常出没的场合也一直是中纪委重点监督检查的重点。2016年1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元旦春节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连续四周通报问题420起，点名道姓曝光548人。该盘点显示，近三成问题涉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同时，在婚庆过程中，“拒收礼金”的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号召。浙江永康是经济发达的百强县，婚宴向来排场大，婚宴现场的收礼台摆上点钞机曾是“标配”，在农村，人们甚至还会把“某某送多少”大声喊出来，给囊中羞涩者徒增压力。但从2012年春节开始，永康出现了“只收祝福，不收礼金”的口号，并在请柬上“特别标注”，婚礼现场也不设收礼台。所有被请者，都是凑个热闹，送个祝福，一身轻松，不用担心请柬成为“红色炸弹”。

　　“红包“是富有中国韵味的文化象征。这一个红纸袋里装着人情味，也在某些时候散发着不合时宜的铜臭，而如何让红包中的“礼”更像“礼节”而不是“礼券”，则是一个贯穿中国社会发展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