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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人问津的“中国近代化”
来源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发布时间:2012-05-17      

  有“考据癖”的胡适之曾语出惊人:“历史就是一个小姑娘,任人随意打扮。”他在中国的历史上因为政治上的忤逆一度被作为批判的对象,语文课本也是在新世纪初期后的再版时将其作品《我的母亲》纳入阅读范畴。然而他的成就显然非一篇回忆性传记文学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过也是任人随意打扮。各家学者为此百家争鸣:革命化范式(张海鹏)、现代化范式(袁伟时)、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李泽厚)……研究者们用自己的知识构架为我们打造出一幅副近代化的恢弘画卷。然而,画最终还是画,如同绘画大师杨?凡?爱克的《阿尔诺弗尼夫妇像》,尽管用稀有颜料精心调制试图逼真还原现实生活,但还是加上了作者的个人信仰和表意。
  “近代化”对于我们是“如此遥远”,然而我们对其却并不陌生——从小学开始,《社会》、《思想品德》、《历史》就开始了对“近代化”的宏大叙事篇章。可惜的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单纯的范式体系下回旋,那就是“革命化”:外斗被称之为“抵御外辱”,著名的有郑成功抗荷兰、林则徐虎门销烟、冯子材、刘永福的抗法战争;内斗被称之为“维稳反分裂”,悲壮的有太平天国的覆灭、镇压义和团运动……整本书中,我们就是各种战争+各种条约的大集合。
  我很好奇,一字不离战争的《中国近代史》为何没有将中国人锻造成一个“血性民族”?
  这大概要感谢当今的中国教育体制——一个重理论轻实践,用应试教育从小就扼杀创造性的系统。它成功的输出了社会意识形态,却是以个人思想的延展性发展作为代价的。
  中国的处世之道讲求“圆滑”,八面玲珑、两面吃香似乎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近代化也同样如此,历史被有秩序的排列,并通过了层层把关。最终我们见到的,都是极为规整方圆的史实,尽管有枪林弹雨,却没有突兀的棱角。
  对历史的思考也是极为理性:时间、地点、导火线,原因有多少点、成就有多少个、教训又有多少条……注重记忆数量上的增加,而没有思想精神上的质的提升,似乎对于任何一门研究都具有“适普性”。这样的结果,从而导致了我们对于历史的一知半解。知道封建半封建,但不知道何为封建半封建;了解歹毒妇女的慈禧太后,却不知道她致死都戴着她男人给的一对毫不起眼的耳环;熟知抗日战争中的后方战场,却不知道实际上前方战场为结束战争牺牲了多少人。
  近代史是一门学问,而近代化则是一种社会状态。不过对于学生来说,一方面是“背得头疼”,一方面老是“战争赔款加协约”我们几乎对近代史绝望了,从而对近代化也一并失去了兴趣。
  另外,在专政下,想要探索真正的近代化非普通学生可以驾驭。
  八十年代高行健先生等人掀起了性灵写作,这是一次有关文学创作思路的矫正,从那时开始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走向了相对正常的路子。可惜诺大一个中国却容不下高行健先生这样的人,在当局的逼迫下他远走他乡,成了流亡文学群体中的一员。
  令人欣慰的是高行健先生于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相信很多大陆的人不知道这样一个华人,这样一个用华语写作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作品《灵山》取材于文革,描写得真实而深刻,在所有有关文革的反思作品当中,这本小说应该是最为深刻也是最直指当局命门的一本书局命门的。显然这在国内成了绝对的禁书。
  大方之家都已此番田地,对于我们来说,又何须伤经动骨?
  少了新鲜活力的注入,不断沿袭前人的步调,中国的近代化大抵就已至此。   

                                                                                                                                         (先锋通讯社记者 薛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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