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传媒学院

前夜

这是一个身着棕色T恤和黑色短裤的老人，穿着简朴而干净，叫林岩和，1940年出生。关于1949年的印象，老人首先谈到的记忆是细细密密的苦难。“那时候太小了，没太多印象。就是日子苦。15岁，家里炒一些咸菜，带着地瓜干，走40多里山路去读初中，总是吃不饱。冬天都在烧柴火取暖，冻得很。”老人缓缓地说。

读初中的时候，他回忆道，那时候没有棉衣，无论多冷都只有一条裤子，脚上穿的是自家做的布鞋，一踩在雪里，就湿透了。林老说，这就是他的冬天。

他谈到，那一代人里，他不是最苦的，同辈人有的只能挖草根来吃活命。

（老人拉了一首《良宵》）

1949年10月1 日新中国成立时，老人想了想，说道：“外面都说全中国解放了，我不知道那是好消息，很害怕，躲在被子里发抖，还以为外面又打仗了，后来外面有枪声庆祝，有人欢呼，我才高兴起来。”

仗打得太久，好消息来了，还以为是坏消息。

“应该是晚上，家家户户都热闹，家里杀了老母鸡吃，我就是那天，闻到了鸡汤的味道，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说，吃一顿肉，是那个年代过年都不敢想的一件事。

“我没有特殊的事例，也没有突出的功绩，平平淡淡的，先去教书，然后当兵，然后又去教书，我对国家好，国家也给我发点退休工资。现在肉可以吃到，酒也可以每天喝一点。我只希望你们好好学知识，保护身体，知识有，这样就好。”

相遇

1964年10月16日下午2时59分40秒，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而在1962年8月，刚刚从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明理经上海市委高教局的动员，主动报名前往支援边疆建设，在农八师子女校（后更名为石河子市第一中学）开始了他长达36年的教育生涯。

那是一个比较艰苦的地方。”高明理回忆起第一次入疆时，开往新疆的列车硬座，他足足坐了四天三夜。而当他讲述自己作为知青援疆的决定时：“我们去是自觉自愿地去，去之前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时的青年学生听到了党和国家的号召，就主动地去报效祖国。“

回想1964年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这位81岁的老人停顿了几秒，在大脑中搜寻这段五十五年前的记忆。

“知道这件事后，当时学生也都比较大了，懂事了嘛，学校里也很重视，开了庆祝大会，大家都很高兴、兴奋。”高明理回忆说。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了解到今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阅兵式中，武器装备方队共有32个，总计580台设备。高明理神情激动地说道：“现在有了它们，国内外的和平就可以得到保障。”

作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的见证者，也作为一位普通的援疆教育工作者，“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就站出来。我觉得这是多数青年学生能够做到的一件事。”这是高明理老人对国家青年奉献青春，继续援疆的期许。

“我们那一代人，做到了青春无悔。”高明理如是说。

夺冠

王文革是中国女排的老球迷。1981年因为电视直播技术的普及以及他对于体育运动的热爱，他遇见了中国女排。1984年，17岁年少正青春的他见证了中国女排历史上的辉煌时刻。

“中国队打好这一球！”

“这是张蓉芳！”

年仅17岁的王文革屏息静气，紧紧盯着电视机，拳头捏得发白。

“扣球！”

“美国队垫飞了！”

“中国队！15:9！胜了第三局！”

哪怕1984年中国女排于洛杉矶夺冠的精彩一幕已经过去了35年，却仍鲜活在王文革的脑海里。“这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它到现在还映在我的脑子里。”视频那头，年逾五旬的王文革平静地述说着，眼神中，却仍然充斥着难以掩饰的骄傲。

看着如今中国女排，“这三四年来在教练的带领下，她们可以说是无敌的。以前看中国女排的比赛是高兴的，而现在看中国女排的比赛，”王文革抬手拍了拍左胸，“这里更多的是踏实。”80年代以前，中国女排的发展并不遂人意；80年代，一众运动健将涌现，将中国女排带领走向一个高峰，世界杯、锦标赛、奥运会的五连冠就是她们最好的成绩单；90年代出现了断档；04年再夺奥冠；09年至2012的低谷，2013年郎平回国执教，带领中国女排再夺2015年世界杯冠军，2016年奥运会冠军，并在今年九月底连胜十一场获得2019年世界杯冠军。

而当旁人觉得赢得奥运会奖项就是在为国争光时，王文革的想法却像是个异类。“运动员，认真训练、尽力比赛。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要尊敬、敬重自己的职业。荣耀，不过是顺带的。” 所以在体育世界之外，他身体力行着自己所说过的话：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他更是一名工人、是社会中平凡却不可或缺的螺丝钉，他更要尽心竭力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自从1981年开始观看电视直播以来，不论中国女排成绩如何，是腾飞、是下滑、是中兴、是低谷还是重生，王文革在38年里，虽然没有机会到现场去一睹女排风采，但是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信任着、支持着中国女排。

“我没有去过现场看过比赛，但是我也不觉得可惜。能在电视前和家人坐在一起看女排比赛，这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王文革说道。

回归

1997年7月1日，香港上空降下大英帝国的米字旗 ，取而代之的，是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当时年仅23岁的鲁宜和马靖海夫妇，就站在香港湾仔金紫荆广场，注视着这一幕。

当年6月，两人去到香港拜访一位朋友，随后，他们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选择多留几日，只为亲眼见证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7月1日零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金紫荆广场一起徐徐升起，全场响起了持续不断的掌声，照相机、摄影机的镜头不停闪动，记录下这一庄严的时刻。“当五星红旗在香港冉冉升起时，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内心肯定都感到无比的骄傲与自豪，现场的许多人眼睛里都闪着泪光”，鲁宜和马靖海说。

其中，当年的中英防务交接仪式中，有这样一幕：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校军官谭善爱对英国军官说道：“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这简短的一句话，一直留在他们夫妇二人的心里，即便已过去了二十多年，他们依旧可以一字不差地说出来。

当天，鲁宜与马靖海二人走在香港的街头巷尾，所到之处皆有五星红旗在风中飘扬，人们对于香港回归的欢呼声也是不绝于耳。鲁宜和马靖海说：“那日的香港是一片沸腾的红色的海洋，这是香港人民在表达回归祖国的喜悦，也是在表达他们对祖国的热爱。”

当英国港督车绕着港督府转了好几圈时，白岩松曾说：“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退的。”在鲁宜的理解里，历史的车轮不会倒退，意味着香港从今以后不再属于英国，而是回归了祖国的怀抱，香港永远都会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永不可分割。”鲁宜和马靖海说。

北京你好

2008年，邢丹玉七岁。她对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印象有些模糊了，年仅七岁的她，还不能完全理解大人们口中北京奥运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也并不是很明白奥运会的举办意味着什么。但是她明白，举办奥运会是一件非常光荣，令人激动的事，也会学着大人们说一句，“我爱中国！我爱北京！”

北京早晚高峰是出了名的。为了缓解路况拥堵问题，很多市民都愿意为奥运出一份力，自愿选择了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疏散引导的志愿者、沿街巡逻的交警甚至连铁路线都多了起来。学校也在此期间则开展了一些关于奥运的活动，来满足同学们对奥运的种种好奇。

邢丹玉和同学们之间聊天的话题也从零食和动画片转变为了可爱的福娃。北京城里，满街可见奥运装饰和许许多多陌生却又感到好奇的新面孔。

谈到奥运期间她最自豪的时刻，邢丹玉觉得，“能在自己老家北京开一届奥运”就很让人自豪了。

开幕式上的击缶倒数和火炬点燃的那一刻尤其让她印象深刻，“可能是因为没见过缶，当时看的时候被震撼到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就感觉击缶击出了中国的底气，火炬不断传承，仿佛一束民族之火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奥运期间，邢丹玉还和爸爸去鸟巢看了一场田径比赛。那是她第一次到现场看田径比赛。“本以为会很无趣，”有些不情愿的她，一进观众席就立刻被大家的热情感染了。

观众席最前方的大唐鼓传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鼓声。不知道是谁起的头，大家就一起配合着鼓声，整齐而有力地喊起“中国加油！”。很多观众还自发的穿上红色衣服，脸上贴着五星红旗贴纸为中国队加油。而她，也在人群中发出声声略显童稚的“加油”。即使中途赶上下雨，雨水淋湿了大家的衣服和摇动的国旗，观众们都毫不在意，在雨中依旧卖力地摇着旗，兴奋的呐喊着。

她还在现场认识了一个十分热爱中国的法国老人，她记得很清楚，他用不是很熟练的中文说出“我爱中国，中国很棒”，他的T恤上是他亲手用中文写的“我是法国人，我爱中国。”结识法国老人的经历让年仅七岁还无法深入理解民族自豪感的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因为祖国、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带来的自豪。

白昼流星

“神州十一号报告，已顺利返回，”随着电视机里航天员景海鹏落地后的第一声报告响起，王奕霏轻轻抒了一口气，“01感觉良好，完毕。” 14时32分，她看了一眼电视机右上角瞬间定格的数字，绷紧的肩背渐渐舒展。

2016年11月18日13时11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向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出返回指令，约二十分钟后，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调整角度冲入大气层。落地后舱门打开，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景海鹏、陈冬身体状态良好，标志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000米——降落伞主伞打开时返回舱距地面的高度。而就在两名宇航员离地仅有1米时，反推火箭才启动。“到了最后一秒所有人都很紧张，因为如果最后那个降落伞出了一点点问题，可能它就爆炸了。”一瞬间的停顿，她接着缓缓道，“他们两个人说完感觉良好，现场的工作人员鼓掌的时候，我才感觉心落地了。”

随后，两名宇航员被抬出返回舱并向电视机前的观众挥手致意。“他们为什么要被抬出来呀？”女孩纯净的眼眸中映照出金属的担架和白色的宇航服。据指当时的指挥长李权介绍，航天员在太空失重时间长，返回后适应难度会相应加大——而当时景海鹏、陈冬在太空驻留的时间长达33天。

抬起头，她望向电脑屏幕中一望无际的黄土和荒漠，开口道：“为了一件你可以离开的事情，选择留下，而且义无反顾，做好一切最坏的打算。我想，这就是使命感吧。”

使命感，中国航天史上沉甸甸的三个字，肩负着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的希望。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 号”成功升空。1999年，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飞船在酒泉起飞。2003年，首位中国宇航员杨利伟被“神舟五号”送往太空。

“当时一直不能理解大家为什么把杨利伟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什么重要场合他都要参与。”小小的奕霏手舞足蹈着，脸庞气鼓鼓的像个包子。“那时会觉得有点儿不公平，后来想想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一个人去尝试做这件事情，他上去的时候可能都没想过自己会回来。”

房间里暖黄色的灯光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冗长的沉默过后，她耸了耸肩：“虽然我没能报考国防科技大学，但希望将来能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英雄。”

护航

王轩昊来自安徽合肥，今年18岁的他刚从美国纽约高中毕业。2015年，他在国内读初二时，在学校的组织下观看了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阅兵式。

不管他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无法忘记这一阅兵式，无法忘记歼-10战斗机飞过天安门上空的场景。

因为歼-10战斗机让王轩昊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我爸爸是在合肥的农村长大的，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军人，立志成为国家的人，于是在高考那年成为了全村第一个考上军校的人，当了18年兵，期间还拿了两个三等功。”王轩昊提起他的父亲，眼里泛着光。在他眼里，父亲是一个值得他骄傲和敬佩的人，也正是由于自己的父亲，让王轩昊对阅兵式上的歼-10飞机记忆犹新。

“我爸爸不是飞行员，但只要是轰炸机都离不了他。”王轩昊的爸爸是耒阳机场修理厂的厂长，是负责修理轰炸机的。大到整个机身，小到一颗螺丝钉，像王轩昊父亲一样的轰炸机的修理员们都要仔细检查、修理，确保万无一失，确保飞机能正常飞行。

“他身上，同样肩负着护航的使命。”谈起父亲，王轩昊眼神坚定地说道。